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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美琪: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和对新中式家具的文化思考

全联艺术红木家具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上海市家具研究所副所长许美琪
全联艺术红木家具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上海市家具研究所副所长许美琪

中国的文明是一个世俗化的文明,配天的中国是中国人的信仰。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把人、现实的人、人的现实生活放在第一位。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基于历史经验的实用理性之上,它更重视实践性。现代的中国人已经接受了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并融合了东方的人本主义。新中式家具设计应更多基于中国人的文化特质来考虑,以民族形式作为载体,建立中国的现代家具风格。

配天的中国”是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兼容性和非宗教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这种存在必定有其合理的理由。中国文明的连续性表明这种传统具有某种稳定发生作用的客观机制,使其欲罢不能;中国文明的兼容性则意味着利益动力成为一种无法拒绝的存在,为了谋求最大的利益必须采取兼容的共在方式,或是说,其为最大的公约数。中国历史上不乏少数民族的政权如北魏、元朝、清朝,但为什么它们仍是中国王朝,是因为它们都沿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伦理来实行统治,究其根本是为了保证它们的“万世基业”;“逐鹿中原”成为早期中国四方万民争夺最大物质利益和最大资源的博弈活动,这种动力模式形成了一个“旋涡”,把大多数参与者卷入其中,并且难以自拔,最终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其包含了多民族和多元文化。这个大一统的内在结构其实质是“天下”,它一直是一种“配天”的格局。因此中国也就成为了一个具有神性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信仰。中国文化里不存在如犹太教或基督教中的“摩西十诫”这种人与神的相互约定,因此也就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其形式是人道与天道的相配,也就是“配天”。符合“配天”原则的存在就是神圣的存在,也就成为了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就是配天的中国。

“配天的中国”信仰下的择居及建筑文化

“配天”意味着人必须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因此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是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结合。人在天地之间,由家及国,由国及天下,因此在建筑空间布局中非常重视中轴线的概念,并以梁柱式的建筑来表现天-地-人的统一。

家的房屋采用中轴线的对称布局,其也从微观上象征了国,更进一步是象征了极度缩小的天下。居住的地域要选择在“地中”,这是最适合“承天”的正中之点。推而广之,中轴线对称布局也具有敬天之意,而其又隐喻着“地中”。

中国的梁柱式建筑的外部轮廓迥异于西方建筑,上面是“翼展之屋顶”,下面是“崇厚阶基之衬托”,所有建筑都有实用性和技术性的考虑,包括保暖、通风、采光和坚固等,也有其美学意味。除此以外,中国的传统建筑格式包含着形而上学的隐喻意味,房屋周圈上方的“翼展屋顶”象征着天,“崇厚阶基”象征着地,居于屋内的人就象征性地位于天地之间,寓意“天-地-人”的内在联系。

中国思想一面是自然主义,另一面是人本主义,虽分两面,却又结合一致;顺天而宜人,敬天而礼人,不失天道也不失人道,方为周全。最大的房屋是天地,最小的天地是自己的房屋,囊括了天地之意在一居一室之间,正合“配天”的原则,由此也引伸至家国关系——“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提升和充实

中国文明不像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以一神教为中心,而是世俗化的文明。面对苦难,西方文明祈祷耶稣救赎,伊斯兰膜拜安拉,印度教则寄望于梵天,而中国人则坚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面对自然,古希腊哲学家走向了物理学的思辨,同时代的先秦诸子并不关心,即便是老子,他的“道”还是生生不息之天道,是属于伦理学的。中国人永远在“此岸”考虑问题,而对“彼岸”则“敬鬼神而远之”。

因此,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基于历史经验的实用理性之上,更重视它的实践性。

但是,实践性和经验性过强,科学的理性和超验的思辨就常易缺位。抽象思维及超验思维重在逻辑和想象,并以此来探索未知世界和未来世界。缺少了这两者,内在动力就因之匮乏,发展的空间也随之大大受限。随着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佛教文化的大量引进和推广,中国传统儒学吸收和融汇了佛教的超验思想,在两宋时期进入复兴时期,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宋学,它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号称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思想的发展。

至明,王阳明建立“阳明心学”,这一思想体系主要包括“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三个方面。在“知行合一”上,其解释道:“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至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对于“知行合一”之旨,其也曾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这就是要矢志不渝地将人的内省的功夫和实践的方法真正统一起来。知与行必须统一,不能“光说不练”,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阳明心学充实并提升了中国古代哲学,其深化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对“物”和“心”进行了思辨,确立了新的世界观;也对“知”和“行”进行了统一,从而提出了方法论。例如,明代家具一方面表现出内敛、端庄如官帽椅,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极大的张力,如圈椅的弧形靠背和案的翘头,是阳明理学的物化。

从上述的这些中国人的文化特质来思考新中式家具的设计创新,我们也许可以脑洞大开。新中式家具的定义“新中式家具”在中国高等教育家具设计专业创始人胡景初先生的《家具设计辞典》中被定义为:“指将传统家具与现代相融合并具创新性的中式家具”,而“中式家具”的定义,胡先生认为其也即“中国风格家具”。这种风格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容,一般是指中国明式、清式家具。它们反映了中国社会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状况,是中国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

从这两个定义中,笔者认为新中式家具有三层含义:首先,它是一种中式家具,因此它必定具有中式家具的内容,积淀了中国历史文化;其次,它是将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中式家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带有创新性,是适合现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家具

新中式家具设计的原则

因为新中式家具是适应现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家具,所以其设计原则不可能不遵循现代家具设计的原则,即:一是为大众设计的,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二是能用工业化方式生产的。

现在有许多新中式的设计似乎忘记了这两个原则,一种误区是表现出对艺术追求的自我表达和实现,很多只能用手工制作,而无法进行工业化的生产。而另一种误区正如《深圳家具报》2017年第10期“卷首语”中所指出的那样:“……例如这么多年来,所谓的新中式家具,企业总是在已有的家具风格基础上,或借鉴一点北欧元素,或借鉴一点后现代元素,最后形成了市场上大同小异的新中式家具,毫无灵魂。”这一左一右,说明现阶段对新中式家具的真正意义还未认识清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向现代化急剧转型的发展时期,消费者的品味在不断变化之中,出现了极为多元的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具风格很难形成,更多的是通过款式的变化来适应不同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在款式上多加创新,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起一种具有共识的中国现代风格。

对传统家具的认识视角

中国传统家具是以框架为主体,再用板子围合、分隔而组合成形的。王世襄先生曾总结说:“在明及清前期的家具上,以立木作支柱,横木作联结材,吸取了大木构架和壸门台座的式样和手法,跟房屋、台座一样,家具的平面,纵的或横的断面,除个别变体外,都作四方形。四方形的结体是可变的、不稳定的,但由于传统家具使用了‘攒边装板’、各种各样的枨子、牙条、牙头、角牙、短柱及托泥等等,加强了结点的刚度,迫使角度不变,将支架固定起来,消除了结体不稳定的缺憾,同时还能将重量负荷,均匀而又合理地传递到腿足上去。” 显然,传统家具的造型、结构、装饰等是古人以“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原则来设计的。在没有现代木材加工技术和现代五金之前,这种连接方式是最合理的。

但是,新中式家具的设计可以充分利用现代木材加工技术和五金来表现中式的特点,例如,“攒边装板”可以采用中纤板作为芯板,加上单板贴面和实木封边来完成;而传统家具中的枨子、牙条、牙头等构件是或可以弃之不用的,或仅作为装饰件但利用五金件进行连接就足以保证结点的刚度和结体的稳定。

新中式家具设计的艺术原则

中国传统艺术是一种线型的艺术,时间的艺术;而西方古代艺术总体上说是一种块的艺术,空间的、雕塑的艺术。线型艺术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时间音乐之美,一切犹如乐音在时间中流淌,一切艺术的内容都在时间与线型中呈现,化空间为时间。

明式家具也是一种典型的线性艺术。中国明式家具研究所原所长濮安国先生在《中国红木家具》一书中总结明式家具艺术风格时指出,明式家具具有“委婉的造型,匀称的比例,清秀的线条”。内敛的造型和比例的匀称姑且不论,而所谓“清秀的线条”,则不难在明式家具中发现,如明式的圈椅中,椅圈(月牙扶手)、联邦棍、券口牙子等处以极为流畅的线条,表现出一种灵动的艺术之美,任随百年流逝,但它依然生动活泼,把时间凝结其中;再者如官帽椅、玫瑰椅等,用圆润,简练的线体零件构成了造型优美、形态生动的空间。

而清式家具不然,濮安国先生对其评论说,“整体造型厚重,体形庞大,色彩强烈,……强调形体的装饰美。多种精细的镶嵌,精细繁缛的雕刻,突出地表现了传统家具的工巧美,……”这与西方古代艺术类似,是以块和空间雕塑为主体的风格。

线型艺术和块状艺术,是东西方民族艺术的不同传统和形式,绿肥红瘦,各有千秋。在新中式的设计中,固然能以中国传统的线型艺术为主要形式,但如果适当地结合块状艺术,相信可以取得互补的效果。

以平等心看待中式家具与西方家具的不同

公元1500年以后,东、西方世界进入了一个交替上升和下降的周期。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上升通道,建筑和家具也相继进入了巴罗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的灿烂发展时期,而中国的明、清社会,在政治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尽管商品经济显著发展,在16到17世纪,明代家具达到了巅峰,但至17世纪中叶的康乾之后,中式家具就不断地走下坡路,失去了在家具文明中的前沿地位。

但是,当代的全球史研究认为,所谓整个全球化由西方主导的观点并不正确。当时中国家具的衰落主要是国内政治经济等原因的结果,中西家具的交流仍然是双向的,中国家具实际上对西方家具有着很大的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型的,出现交替的上升和下降是完全正常的。因此,增强民族的自信心,以平等心看待中西家具不同的发展历程,既不妄自尊大,更不妄自菲薄,在今日显得尤为必要。

结语:

古代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在于他们的实践主义、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他们注重的是人的本身和现实生活,知性远甚于理性,漠视内省和对未知的探索,但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和民俗文化自发的生长中,也表现出创造性的张力。现代的中国人已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的理性主义和对未来的探索精神,但对宗教式的内省仍缺乏热情,因此在审美趣味上较多地表现出世俗性的功利倾向,尽管如此,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显得更加开放和包容,他们的文化特质也更多地表现出创新性,勇于探索未来。

新中式家具的设计应更多地考虑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在整个中国社会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之前,客观上不具备形成稳定的风格的条件,因此更适宜从款式上着力,培养广大民众审美品味,假以时日定能够形成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风格。(来源:《新中式时代·2018中国(中山)新中式红木家具展会刊》   许美琪∕文  张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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